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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近代「最知名代笔事件」实情

  • 日期:2019-03-14 20:05:05
  • 来源:互联网
  • 编辑:小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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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羽戈|短史记(ID:tengxun_lishi)

关于杨度的传记,就我所见,最早一部应是陶菊隐《六君子传》作于抗日战争爆发前后,原在上海《新闻报》连载,后由中华书局印行。四十年后,陶菊隐对此书大加修订,更名为《筹安会“六君子”传》一版再版,影响甚巨。虽然从书名来看,乃是六人合传,论及杨度的篇幅,则占一半以上—这也匹配杨度在筹安会中所扮演的角色—所以把这本书视作杨度传,亦无不可。

试举一例。《筹安会“六君子”传》第三章,名曰“杨度和熊希龄”讲的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一出代笔故事。如陶菊隐所述,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朝廷派载泽、端方、戴鸿慈等五大臣“分赴东西洋各国,考求一切政治,以期择善而从”他们的考察团里,有一个参赞叫熊希龄,事先给五大臣出主意道:

“我们出洋考查政治,时间如此局促,不易收集到东西各国的政情资料。即使收集了资料,各国国情不尽与我国相适合,一时也难于整理就绪。”

“依着我的见解,不如物色一位平日对宪政颇有研究的专家,叫他先打个底稿,我们回国后加以整理、补充,以之上报朝廷,似乎方便得多。”

五大臣认为可行。熊希龄心中的宪政专家共计二人,一是“笔端带有魅力”的梁启超,二是才气纵横的杨度,都是他的老朋友。当时梁启超乃是朝廷通缉的,杨度相对不太敏感,因此他奉命到东京找到杨度,请其执笔写几篇有关立宪的论文。其说辞被称作“借尸还魂”

“五大臣做你的躯壳,你替他们装上一道灵魂。当他们在火轮上看海鸥,在外国看跑马、赛狗的时候,正是你握管构思替他们做枪手的时候。他们逛得倦了,你的大作想必也写成了。”

杨度同意,后撰《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》《实施宪政程序》二文,请梁启超写成《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》一文。五大臣再把这三篇文章加工润色,上呈朝廷,奏请立宪。①

中国近代「最知名代笔事件」实情(图1)

图:陶菊隐著《筹安会“六君子”传》

这是杨度和梁启超联袂代笔宪政考察报告的故事。但凡读过一些中国近代史,对此都不陌生,至少略知梗概。后人著史,写到这一节,大都采纳陶说。譬如杨度的长女杨云慧晚年撰写《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—回忆我的父亲杨度》第一章第十节“代庖”几乎把陶菊隐的文本照抄一遍。试看熊希龄游说杨度代笔的说辞:

“这一下可以大显你的才华了。你替‘五大臣’装上一道宪政的灵魂,等他们在外国畅游了繁华世界,享尽了香槟美酒回国的时候,就可以拿你的大作去交卷了。这样岂不是一就两便,两全其美。”

对照陶说,字词略有差异,意思却无二致。要说区别,仅有一处值得一提,杨度代笔的文章,陶菊隐写作《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》杨云慧改作《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》②

按理说,杨云慧是杨度的亲生女儿,其说法属于准一手史料,应该可信。然而两相对照,不难发现,杨云慧的信息源不是杨度,而是陶菊隐。所以我们还得回到陶菊隐身上,看看他的信息来自何处。

我原以为,陶菊隐与熊希龄、杨度都是湖南同乡,三人所经历的时代大有交集(熊希龄生于1870年,死于1937年;杨度生于1875年,死于1931年;陶菊隐生于1898年,死于1989年)加之陶菊隐自1912年进入新闻界以来,纵横捭阖三十载,应与熊希龄、杨度打过交道,得来这些一手信息。不过,细读陶菊隐回忆录《生涯三十年:亲历民国重大事件》似乎不曾出现熊希龄之名,只有一段写到杨度,而且不是叙事,而是评论。③

按照他的写作风格,若与熊希龄、杨度有旧,必定大书一笔,既未提及,我们则宁信其无,勿信其有,进而推断他与熊希龄、杨度也许平生缘悭一面(陶菊隐做新闻,主要在两湖和南京活动,熊希龄和杨度在民国的履历,都是先北京而后上海;等到陶菊隐到上海办《新闻报》熊希龄即将去世,杨度已经去世五年,缘悭一面,亦合情理)

那么,陶菊隐笔下的代笔故事,到底出自哪里呢?《生涯三十年》里有一段话值得注意:

“…此外,跟随清朝五大臣出洋的陈尧甫先生,也是我的‘一字之师’他说:五大臣明明出洋考察东西各国宪法,只因西太后恶闻宪法之名,清朝军机处便将考察宪法改称‘考察政治’同时设立‘政治考察馆’延揽全国通才研究各国政情。1907年五大臣回国时,举国、朝野要求立宪之声洋洋盈耳,清政府不能再有所忌讳了,这才改名‘考察宪政’而将‘政治考察馆’改为‘宪政编查馆’并任杨度为该馆提调。”④

中国近代「最知名代笔事件」实情(图2)

图:陶菊隐《生涯三十年》封面

按,陈尧甫即(1953年12月受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,为避市长之名,废名存字)成都人,1905年时任湖北候补直隶州知州,以随员身份随端方、戴鸿慈一路出洋,恰与熊希龄同事,回国—五大臣回国不是陶菊隐所言的1907年,而是1906年—后任宪政编查馆统计科员,恰与杨度同事。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,他应是陶菊隐的信息源。

关于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,陈尧甫撰有《随戴鸿慈、端方出国考察政治纪略》此文论晚清政局、外国见闻等,甚有看头;不过关于代笔,一字不提—文中写到杨度和熊希龄,记载的却是另一些故事,如称杨度“标榜宪政,下笔千言,比年尝往来于清廷的亲王善耆和宗室载泽以及袁世凯之门,而同时散在各阶层之君宪党人又复为之推波助澜,于是其说遂得盛行,有所谓立宪大纲”又称杨度经王闿运和熊希龄介绍,与端方“间有函札往还”然而交情只是泛泛。⑤就陈尧甫留下的史料来看,显然无法为陶菊隐之说足够支撑。

外围的考证进展至此,无路可走,只能回头重审陶菊隐的文本。细究起来,陶菊隐的说法硬伤实在太多了,逻辑亦难自洽,令人不得不怀疑其可信度。

第一,如陶菊隐所云,五大臣出国是一路,回国也是一路,这无疑是一个巨大漏洞。事实则是,五大臣出洋,兵分两路,载泽与李盛铎、尚其亨一路,先考察,再考察英国、比利时等,端方与戴鸿慈一路,先考察美国,再考察、德国等,无论往返,时间都不一致,譬如载泽和尚其亨(李盛铎出使比利时,留在欧洲)回到上海的时间是1906年7月12日,端方和戴鸿慈回到上海的时间是1906年7月21日,后二人抵达之时,前二人已经北上,所以绝无可能出现这样的情节:

“1906年7月,五大臣奉西太后命提前回国,杨度的文章还没有送到。又是熊出了主意,要五大臣以‘考察东南数省民意并征集名流意见’为名,在上海饮酒看花多住一天,一面派人催促杨度交卷…”

第二,陶菊隐高估了熊希龄在五大臣考察团中的地位和作用。熊希龄本是维新派中激进一系,与梁启超、谭嗣同同志,戊戌变法失败之后,被革职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,险些成为“戊戌第七君子”所幸稍后遇上了时任湖南巡抚的赵尔巽,对其青眼有加,一路提携,趁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之机,推荐到端方身边任参赞。这么一说,可知他与端方的关系并不深,据同在考察团的张大椿回忆,彼时端方的人马当中,最红的有两人,一位洋文参赞施肇基,一位中文参赞刘若曾,被端方倚作左右手,排名在他们之下的熊希龄,有没有资格为端方出谋划策,还不好说。况且,哪怕熊希龄能在端方面前说上话,还得考虑一点,即端方在五大臣中的位置。

五大臣中,以镇国公载泽为首,他不仅是皇族,还与慈禧太后的娘家沾亲带故,其妻叶赫那拉·静荣是慈禧之弟桂祥的长女,即慈禧的侄女,隆裕的大姐,有此一层关系,慈禧对他十分看重,大加栽培。他的为人,以专横著称,其风头最健之时,连朝中最大的实权派庆亲王奕劻都不得不退避一头。与他共事,端方未必能拿到多少发言权,遑论身为其参赞的熊希龄。张大椿的回忆文章,对熊希龄的印象“是比较认真考察的随行人员之一”⑥,如此而已,并非陶菊隐笔下为五大臣铺谋定计,令他们言听计从的首席军师。

中国近代「最知名代笔事件」实情(图3)

图:五大臣中的端方(中左)和戴鸿慈(中右)

至于端方,作为清朝最后十年头脑最开明的满族官员,无论对宪政的认知,还是对立宪的提倡,都在载泽等人之上早在朝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之前,他已在倡导立宪,如其所上密折云,针对党的崛起与风行,“今日欲杜绝乱源,唯有解散乱党,欲解散乱党,则唯有于政治上导以新希望。”这个“新希望”即立宪;他还曾到宫中,为慈禧和光绪讲解《立宪说略》;加之与梁启超素有往来,纵使寻觅枪手,却不必找到杨度头上。

中国近代「最知名代笔事件」实情(图4)

图:端方

说到端方与梁启超的合作,夏晓虹曾有考证。她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一册线装本梁启超手稿,共收入六篇文章,包括《请定外交政策密折》《请设财政调查局折》《请设立中央女学院折》《条陈邮传部应办事宜》等,在其看来,这正是梁启超为端方代笔的底稿。⑦

其实梁启超为端方代笔,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早有定论。1905年,“当日端方频以书札与先生往还。计秋冬间先生为若辈代草考察宪政,奏请立宪,并赦免党人,请定国是一类的奏折,逾二十余万言。”并举梁启超致徐佛苏信为证:

“尔来送生活于海上者二十余日,其间履陆地者,不过三十余小时。公闻当亦大讶其行踪之诡秘耶。…近所代人作之文,凡二十万言内外,因钞誊不便,今仅抄得两篇,呈上一阅,阅后望即掷返。此事不知能小有影响否,望如云霓也。”诸文中除此两文外,尚有请定国是一折亦为最要者,现副本未抄成,迟日当以请教。⑧

后来徐佛苏为此信跋注云:“此函系乙巳年发,所谓此文万勿示人者,系梁先生代清室某大臣所作之考查宪政之奏议也。”⑨乙巳年即1905年,某大臣即端方。对此,夏晓虹判定,徐佛苏可能记错了年份,梁启超的信应作于1906年,我则以为,徐佛苏未必记错。须知朝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,本是1905年夏之事,9月24日载泽、端方、戴鸿慈等人从北京正阳门车站出发,遭到吴樾炸弹刺杀,延迟到年底,终于成行。这半年来,政事屡有反复,端方则是其中主张立宪最有力的人之一,曾在慈禧面前“反覆言之”不要被炸弹吓退。他若未雨绸缪,请梁启超代拟宪政奏议,完全可能发生在这一时期,即梁启超年谱所言的“秋冬间”

归国之后,端方曾上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》《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》夏晓虹认为这两道奏折的捉刀人都是梁启超。结合梁启超留下的手稿,以及致徐佛苏信中云“诸文中除此两文外,尚有请定国是一折亦为最要者”等语,这一推断当可成立。由此大抵可坐实梁启超的枪手身份,然而杨度那厢,却无证据,则成悬案。

顺道一说,窃以为梁启超之于清末的立宪运动,其角色不是枪手,而是智库或设计师;他对立宪运动的最大影响,不是为端方代笔的那些奏折,而是作于1901年6月7日的《立宪法议》此文不仅阐发了立宪的要义,还提出了立宪的程序,譬如第一步由皇帝下诏宣布立宪,第二步派朝廷重臣出国考察宪政,第三步设立法局起草宪法,“令全国士民皆得辨难讨论”最后一步即划定预备期:“自下诏定政体之日始,以二十年为实行宪法之期。”

五年后的预备立宪,大致遵循梁启超的规划而曲折展开。可惜计划赶不上变化,改良跑不过,最终只能以鸡飞蛋打的悲剧收场。

中国近代「最知名代笔事件」实情(图5)

图:预备立宪期间公布的《钦定宪法大纲》

①《筹安会“六君子”传》陶菊隐著,中华书局1981年版,第23-25页。

②《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—回忆我的父亲杨度》杨云慧著,上海文化出版社1987年版,第28-29页。我读过的关于杨度的著述,不下十本,只有蔡礼强《晚清大变局中的杨度》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对此节有所质疑,称“这种描述虽绘声绘色,但并不十分准确…”余者无不接纳陶菊隐和杨云慧的说法,甚至添油加醋,张大其事,如称杨度为“史上最高级别枪手”云云。

③《生涯三十年:亲历民国重大事件》陶菊隐著,中华书局2005年版,第231页。

④同上,第227页。

⑦夏晓虹《梁启超代拟宪政折稿考》见氏著《梁启超:在政治与学术之间》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,第17-77页

⑧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丁文江、赵丰田编,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,第353页。

⑨同上,第354页。

⑩此外还有一些硬伤,如称“五大臣回国之初,曾奏保杨度精通宪政,才堪大用”事实上,向朝廷举荐杨度的乃是张之洞和袁世凯,而且这是1908年的事。由此则可反证,杨度并未参与代笔门,假如以熊希龄为中介,他帮五大臣代笔,与端方搭上了线,那么以端方的爱士之风与招揽人才的手段,必定会抢先举荐他入仕,而轮不到张之洞和袁世凯。

本文相关词条概念解析:

杨度

杨度(1874年—1931年),生于湖南湘潭姜畲石塘村,原名承瓒,字皙子,后改名度,别号虎公、虎禅,又号虎禅师、虎头陀、释虎。他拿过秀才,参与过公车上书,当过满清四品。和康有为、梁启超、黄兴是好友,跟汪精卫、蔡锷、齐白石是同学,怂恿袁世凯称帝,赞同孙中山共和,救过李大钊,北伐时说毛泽东能得天下,是杜月笙的师爷,入过佛门和国民党,最终由潘汉年介绍,伍豪(周恩来)批准,秘密加入党。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奇特的政治家,同时也是一名著名书法家,尤其是他学习颜真卿行书大有成效。先后投身截然对立的政治派别,颇具争议。

网友评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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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哼哼的小
会哼哼的小
没办法,只能再多说几句增强说服力
2019-03-18 21:22 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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